沙洲中学，我的母校。

学生上同一所中学，通常只一次，读初中，读高中，或者初中高中连读，3年或者6年。我在沙洲中学读书，前后3次，跨度14年，加起来在读时间也就两年。

1965年9月

我从北新小学毕业，考进沙洲中学，当时全县最好的中学。

沙中的操场好大。6个篮球场，4个乒乓室，足球场、排球场、羽毛球场、标准跑道。教室里课桌整齐，有些标“大南中学”字样。那时农村还没通电，晚上全家人围着一盏煤油灯，为了省油灯拧得小小的。沙中教室里装日光灯，学生上夜自修，白色的光，伴着滋滋的声，那是一种享受。

学校大门进去，不远处有条河，河上有座桥。过桥是阅览室，地基很高，七八个台阶。台阶上去是走廊，四棵褚色立柱分列两侧，鼓形花岗岩柱石，甚是气派。玻璃窗里夹借阅书目。阅览室十分宽敞，摆放各种报刊杂志，放学时进去看看，一不留神太阳歪了西，急急忙忙往家赶。

校长刘大震，是个老革命，据说干部级别比县委书记还高，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九块五，天天早晨吃白米粥加油条，两根油条啊，啧啧！学校开联欢会，有老师出谜语助兴，“原子弹爆炸，打一人名”。谜底刘大震，都核爆了，还不“大震”么？

教导主任陈福南，中等个子，也是个人物。据说他暑假里刚刚去过北京，与清华大学老师交流，跟家乡籍大学生座谈，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报告，神采飞扬。啊呀，上北京，不是青蛙大学，是清华大学，可真了不得！

我们这届学生，甲乙丙丁四个班，班主任分别是丁士英、杨步昇、张冠蓓、王爱珍。

我在甲班。丁士英老师跛一足，教地理，“西高东低，三级阶梯”。语文老师黄艺时，不徐不疾，领着我们念古文：“孔子过泰山侧，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……”。符珏老师教数学，逻辑清楚，我喜欢她的课。英语老师杨步昇，据说在朝鲜战场当过翻译。张冠蓓老师上生物课，显微镜下清楚看到洋葱头的细胞结构。王爱珍老师教政治，微笑中不乏严肃。

鲍瑞生老师教唱歌，“越南人民打得好啊，打得好啊”，音乐学院毕业的，为啥不当歌唱家呢？第一堂体育课室内上，老师先自我介绍：“我是你们的校友，曹守仁”，转身黑板上写名字，好漂亮的板书！潘锡顺老师头发全白，教我们画“黄山不老松”。他有个儿子潘纪纯，苏高中的，全国航模比赛拿到好名次，《中学生》杂志登过他的事迹，到沙中作过报告。

传达室门房李金山，苏北人，大儿子读高三，小儿子与我同班。食堂工友朱惠明，老圩埭的，胖乎乎，笑呵呵，常家埭陈友根，脸色青里泛黄。校工张明德，闹钟不离身，早上打起床钟，晚上打熄灯钟，一天不知要打多少次钟。那口高挂的铜钟，春天刮东风，嗡嗡声我家都能听到，相隔五公里。试卷是油印的，刘沛泉老师刻钢板，毕业证书上的名字也是他写的，有时纸上有油腻，毛笔头往肥皂上擦擦。

1966年5月，批《海瑞罢官》，我到阅览室看剧本，《解放日报》登的，没有看出什么错。不久批“三家村”，声讨批判捍卫。6月停课闹革命，贴工作组大字报，“三问姓石的那个人”，批学校当权派保皇派，“三大主帅八大金刚六个小丑”。师生之间，教师之间，学生之间，互相扣帽子，抓辫子，打棍子，揭隐私，全都乱了套。

1967年元旦，上午9点，沙洲中学操场开大会，揭发批判县里最大的当权派。县委书记王克礼、县长夏明波、副书记臧大权、组织部长林基贤到场，垂手并立于临时搭起的台子上，接受红卫兵的责问。那天没太阳，西北风四五级，一阵阵刮得紧，阴冷阴冷的。

因为不上课，我好久没去学校。这时才知道，学生已经分成两派，一派叫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，天下第一，简称“一司”，一派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，总揽一切，简称“总司”。开春后我到生产队劳动，跟着妇女干活，拿六折工分。夏天队里买台磅秤，上去一称，体重54斤。

1968年7月，听公社广播站通知，到学校领毕业证书，读了一年书，停了两年课。证书是油印的，套色的，有最高指示，看笔迹依旧是刘沛泉老师刻写的。高一甲班两个女生当我们班辅导员，证书发放完毕，顺便征求意见：就要离校了，要不要把丁士英叫来斗一下？大家楞了一下，随即有同学大声附和。

不一会，丁老师被人带来，低着头站在教室中间。他捏顶宽边凉帽，着短裤凉鞋，鞋上沾泥，满头大汗，看样子刚从田里上来。陈同学喝道：“丁拐子，老实交待你的罪行！”“我没有罪行，脾气急、态度不好有的。”于是喊口号：“丁拐子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！”丁老师被逼不过，吞吞吐吐说：“我家小土地出租，他们说漏划富农。”

这还了得？出租土地就是剥削，剥削就是阶级敌人。陈同学拼两张课桌，让老师跪在上面，交待怎样剥削农民、怎样混入教师队伍的。丁老师辩解不得，脸色腊黄，汗如雨下，浑身抖起来，课桌摇得吱嘎吱嘎响。陈同学读书不用功，成绩比较差，经常被班主任批评，他斗得最来劲。

也许过了半个小时，大家不再吭声，批斗会结束。丁老师两手撑着桌子，挣扎好久，爬不起来。两个同学上前扶着，架着，好不容易起身下地，捏着草帽，一拐一拐，蹒跚而行。

1969年9月

我到沙洲中学读高二，一年后高中毕业。

68年秋，“复课闹革命”。那时上高中不考试，名义上贫下中农推荐，实际上走后门，造反派说了算。大队革委会说我不能上高中，因为爷爷、父亲、哥哥都是识字的，要让祖孙三代不认字的去读。白天在队里劳动，眼巴巴看着昔日同学上学放学路过，棉花田里哭过好几次。

69年春，学习上海马陆公社教育革命经验，中学下放到大队来办，四个大队在中兴街联办“中兴中学”，我得以报名入学。时值珍宝岛事件发生，搞战备人心惶惶，上午去听课，下午做工分，不太做作业，不记得考试。半年以后，大队高中实在办不下去，再回到沙洲中学集中办学。

那年暑假，我在好婆家做篮子。家里带信来，说有人介绍我学篾匠，过几天做投师纸，拜师学手艺。从内心讲，我真想读书，从现实看，读书真是没用，晚上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半夜里突然开了窍：做手艺是一辈子的事，读书却是时不再来，两相比较，还是要上学。

这一年的沙洲中学，没有高一，只有高二，大致按初中学历分班，实行军事编制。老初三30来人，称直属排，班主任顾锦惠老师。老初二为一连，班主任程忠良老师。老初一人多，分二连、三连，班主任陈茂根、侯国才老师，我在三连。

贫下中农管理学校，有军宣队进驻，领队王修伦，好像是个连级干部。一开学先军训，大操场上做队列，男生女生满地爬，做“匍匐前进”战术动作。早五更突然紧急集合，徒手拉到校外“急行军”，不时吹哨子，“敌机空袭”，赶紧趴在路边。学习“支左爱民模范”李文忠，灵魂深处闹革命，狠斗私字一闪念，“斗私批修”要拔大葱，不要割韮菜。

一周后上课。三届学生用同样的教材，语文还好对付，数理化怎么教，学生怎么学，说不太清楚。陈茂根老师搞教改，学生互相批作文，小组讨论互教互学。侯国才老师教数学，“前后方交位法”，炮兵测量距离用的，画“三视图”，工厂做工用得着。

充满战备气氛。物理老师王溢然，讲原子弹爆炸原理，教防原子动作，“背对核爆闪光方向，两脚并拢迅速卧倒。”王培康老师上化学课，讲如何“防毒气”。政治课老师陈官明，带着大家学社论，“一座座火山爆发，一顶顶王冠落地，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安定的绿洲了”。鲍瑞生老师为最新最高指示谱曲：“一定要抓好典型，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。”

第一学期放忙假半个月，我不舍得歇工分，一个月后才回校。第二学期放忙假，读书时日苦短，我准时到校上课。这一年，各地党团恢复组织建设，“吐故纳新”，农村开始发展党员，学校发展团员，离校前夕我加入了共青团。

1970年7月16日，纪念毛主席再次畅游长江4周年，沙洲中学师生在东面河里游泳。天刚下过雨，水比平时浑，气温有点低，任壁如老师脸色苍白，瘦骨伶仃，带头下河，她当时担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。

7月18日上午，三连全体师生合影，高中毕业离校。侯国才老师用软木笔题词，给学生赠言留念：认真读毛主席的书，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。

1979年4月

我到沙洲中学上补习班，三个月后高考，圆了大学梦。

高中毕业回农村，我做过两年篾匠，当了六年多兵，虽然离学校越来越远，上学的念想却从来没有断过。短则十几天，长到几个月，经常做相同的梦：坐在教室里，侯老师点名；站起来答到，哄堂大笑；侯老师解释，某人因故学习中断，现在来复读；四下一瞧，教室里都是小弟弟小妹妹……

我当兵驻防海岛，陆军守备部队，冬练“三九”、夏练“三伏”，练“射击、投弹、刺杀、爆破、土工”五大技术，“防原子、防化学、防舰炮”，“打空降、打坦克、抗登陆”，海岛战斗中的防御与进攻。一年新兵，两年文书，三年班长，日子过得飞快。

1978年，当兵第6年。夏天，副指导员把我叫去，告诉我提干的事连里报过几次，开始没岗位，现在年龄超过，肯定不行了，如果想继续当兵，只要他在一天，就让我留下来。“还有”，副指导员顿了一下，跟我商量说：“你回去考大学，怎么样？可以试试。”

这句话触到了我的痛处。七七年恢复高考，我连夜写信回家，要哥哥弟弟务必参加，邓小平给了我们平等的机会，考得上考不上都要去，两人去考了，全都没考上。我念中学不到两年，读的书本来不多，离开学校已经8年，早忘得差不多了。上大学谁不想？只好做做梦，考不上的啊！

国庆节放假，我到连部看报纸，《浙江日报》头版一条，报道全省高考文科理科录取情况。我只知道考大学，哪懂什么文科理科，兴冲冲拿着报纸去问副指导员。他是六六届老高中，告诉我文科不考理化，理科不考史地，刚恢复高考英语不计分。

那年浙江文科录取线300分，平均每门60分，及格就能上大学。自我衡量，我语文、政治比一般学生强，历史、地理无非整本书背出来，差不到那里去，只是数学弱些，四门拉一门，总归可以的。报纸上的这条消息，极其偶然地看到，给我一种触电的感觉，燃起我上大学的希望之火。

1979年2月底，我退伍回乡，自学备考。早晨四点半起床读书，晚上做题做到十点半，一晃二十多天过去。那天晚上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吓出我一身冷汗：题海茫茫时间太紧，闷头自学，掌握不到知识考点，接触不到各类试卷，积累不到实战经验，问题太大，必须尽快到学校插班补习。

经过一番周折，4月7日我到沙中高补班上课，与小我七八岁的学弟学妹一起学习，以往反复出现的梦景奇迹般成为现实。一切从头开始，地理从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背起，历史从蓝田猿人元谋猿人背起，政治从基本常识概念学起，语文从标点符号名词解释开始，数学就是不断做题不断订正。

顾锦惠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。高补班第一天，他给我找来四本苏州地区编写的复习资料，雪中送炭，这是迎接高考最宝贵的粮食与武器。顾老师授课英语，师德高尚，从早到晚都在班里转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学生，他是我一生中最尊敬的老师之一。

吴文琴老师教数学。第一次测验我得16分，最后一次58分，是全班全学期的最好成绩。面对学习成绩参差不齐而又急于跳出农门的学生，面对一半以上数学测验从来没超过30分的文科生，需要多宽的胸怀、多好的耐心、多高的本领，吴老师才能上好这个课！

李小平老师教历史。除了地区编的复习资料，我没有其它课本，测验时只要复习书上有的，一定答出来，书上没有的，只能空着。批阅卷子时，只要我没有答上的，李老师都帮我填上答案，免得我订正时四处查寻，省了好多时间。我能做到的是：失误一经订正，下次决不出错。

马标老师教地理。每天一大早，我在操场上跑步，他爱人看到几次，就问这人干嘛的，既不是老师又不像学生，马老师说，他想考大学，磕虫想屁吃。这是后来他们当笑话告诉我的。见我测验成绩一路上升，马老师十分高兴，鼓励我好好补习，这样下去大有希望。

三个月后高考，考试后核对答案，心中稍定。那天骑车回家，还没进门，父亲一把将我拉到菜园里，指给我看并蒂相连、红透了的两个西红柿。他喜滋滋地说，我天天在这里转，从来没看见，今天突然出现，这是一个好兆头，看样子家里要出第二个大学生。上年弟弟已经考上大学。

7月下旬，我在杨舍亲戚家作客，表兄兴冲冲赶来报喜，说在县招办看到我的成绩，总分全县第一，后来据说是苏州地区文科第一。补习期间，中国人民大学的招生简章贴在墙上，天没亮，打个手电，一个人悄悄看，新闻系、哲学系什么的，多好！我如愿被人大新闻系录取，国庆后报名上学，从此开始全新的生活。

逝者如斯。

人的一生充满偶然。如果我不去当兵，一直做篾匠，封闭在农村，谈不上参加高考；如果不是副指导员善意提醒，不是国庆节去连部看报纸，又恰好看到那条消息，不会激起参加高考的勇气；如果不是到母校突击补习，没有老师们的帮助，肯定考不到高分，上不了人民大学。

1965年秋季沙洲中学初中招生，一起入学近200人，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。这一届学生读书最少，恢复高考时，比不过老高中，考不过应届生。19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，除了退伍兵得到照顾安排，大多数同学超过招工年龄，能够进厂做工、拿到退休工资的也不多。

进一步往开说，1950年代、1960年代出生的农家子弟，中小学期间正值“文革”动乱，多数人没有好好读到书。这样的教育背景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前途命运和家庭生活，影响着农村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的路径选择，也成为当今教育崎形发展的历史渊源之一。

国家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，关键在人，基础在教育，而中小学教育则是基础中的基础。梅贻琦先生认为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大学如此，中小学何尝不是如此？套用梅先生这句名言：所谓名校者，非谓有名楼之谓也，有名师之谓也。

1941年，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，陈贯吾、陆福遐、周景濂、陆新球、朱在民、朱印离等社会贤达人士，于国家危难救亡图存之际，在合兴街创办私立大南中学，八十年来薪火相传，多少沙洲子弟受泽于斯。历史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卓识，一代先贤的名字与义举，将永远铭记于沙洲中学史册，永远为后代学子所景仰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21年元月于南京

作者简介：

黄健，沙中校友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，曾任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，江苏省政府、省委研究室主任。著有《界岸人家——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》等多部农村题材著作。